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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三十八章 老奸巨猾与锋芒毕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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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元夕的东京城,热闹自是不用说,灯火辉煌,人流比肩接踵,四处都是欢声笑语。

    元夕的樊楼,却反而不那么热闹了,今夜是元夕诗会,乃是文人的场面。

    一年中最盛大的诗会就属元夕了,主要的诗会场所就是樊楼,元夕的诗会比起中秋,娱乐氛围更浓,自然也是商业氛围更浓。

    汝南郡王府里,今夜却没有了诗会。但是汝南郡王府的人,大多刚一傍晚,也就出门了,逛灯赏景,一年一会。

    街头杂耍卖艺的,卖花灯卖小吃的,说书唱戏的,摆灯谜摊子的,大概都要赚得个盆满钵满。

    今夜全城欢庆,乃至全国欢庆,甚至全国欢庆都不贴切,因为连辽国都会欢庆这个节日。

    如今的契丹辽国,早已不是原来,汉化程度早已极高,连辽国皇帝都亲口说过一句话语: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。

    契丹贵族,也开始熟读圣贤,也开始之乎者也,开始说汉话,开始过汉人节日。

    自从檀渊之盟后,历史上辽国与大宋,百年不战,仁宗登基之时,两国更是好上加好,刚刚登基不过两年的辽道宗耶律洪基,还频频派使者来求仁宗赵祯的画像。洪基便是此时辽国皇帝的汉名,他的契丹名字叫查剌。这个道宗皇帝,甚至还能用汉字填词作诗。

    此时的辽国,不想与大宋开战,此时的大宋,更不想与辽国开战。辽国一切都开始学习大宋,连朝廷官职名字都开始学习大宋。还有一点辽国也学会了,那就是纸醉金迷与慢慢腐朽。

    善战的契丹人,从大兴安岭的山林里走了下来,占据了整个草原,甚至把影响力一直扩张到了西亚。契丹人的影响力之大,连后世千年,俄罗斯人依旧把中国人称之为“契丹”,俄语的中国,音就是“契丹”。

    只是如今的契丹辽国,也开始走向了下坡路,勇武善战的血脉越来越少,再过几十年,大兴安岭里又会走出一个小小的几千人部落,就是这几千女真人,轻易就灭亡了拥兵百万的契丹大辽。

    大兴安岭这条山脉,当真是个奇迹。这里的人,在商代就有记录,称之为东胡,汉人打跑了匈奴,唐朝打跑了突厥,从此之后,草原就是大兴安岭的舞台。

    鲜卑从大兴安岭走下来了,柔然从大兴安岭走下来了,契丹从大兴安岭走下来了,然后女真从大兴安岭走下来了,接着就是蒙兀室韦,蒙兀室韦就是孛儿只斤·铁木真,蒙古黄金家族,蒙古一词就是蒙兀,也是从大兴安岭走下来的,最后还有个满人,也从大兴安岭迹。

    位于中国东北的这条不是很大的山脉,不知为何就能出得这么多能征善战的民族,兴许那里就是东亚的怪物房,一次一次跑出怪物。

    从突厥之后,草原人已经再也算不得什么了,而大兴安岭出来的人,从来不多,甚至往往连万人军队都凑不足,却能一次一次蹂躏草原,也带领草原人一次一次崛起。

    后人都说中原王朝永远的敌人是草原,其实不对。中原王朝前半段的敌人是草原,后半段的敌人是大兴安岭。

    东京城内的纸醉金迷,甘奇看在眼中,大宋风华之下,藏着多少危机?大师辈出的年代,又藏着多少不堪回的悲哀?

    不过短短几十年之后,兴许那个时候,须皆白、身形佝偻的甘奇,还能看到马踏汴梁的那一幕。

    甘奇坐在谈笑风生的人群之中,其实并不悲哀,只是从这个普天同庆的节日狂欢里想起了许多。

    甘奇以往从未想过这一辈子的人生目的,这段时间以来,报仇也好,赚钱也好,沽名钓誉也好,不过都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一点,活得更加舒服一点。

    如今,钱也赚到了,名也沽到了,也没有啥仇要报了。

    也唯有此时,才容得甘奇在纸醉金迷中去想一想自己这一辈子到底该干些什么。

    这也是今日甘奇连一点填词装逼的兴趣都没有的原因所在。

    苏轼几杯老酒下肚,词作百出,引来阵阵喝彩,也引来更多的酒杯。

    甚至有人看着苏轼腰间挎着的剑,开口夸道:“苏子瞻,文坛剑客也!”

    满脸酒红的苏轼低头看了看自己腰间的剑,笑道:“这个名头好,我苏轼就是这文坛剑客,还有子由,还有道坚,我们是文坛三剑客。”

    甘奇微笑看着已经有些左右摇摆的苏轼,答了一语:“子瞻,我当做那朝堂剑客。”

    甘奇这一语,是想明白了自己该干什么,不说什么救亡图存,但是他想要这个国家,这个民族,依旧如那汉唐,是一柄锋利的剑,依旧能刺狼杀虎。

    其实甘奇一直潜意识里就在做这件事情,只是这一刻彻底通透了许多。

    酒意正浓的苏轼只是连连点头:“好,子瞻所言大善,你我就做那朝堂剑客。”

    兴许这一语,也彻底改变了苏轼的人生。

    苏轼这一辈,出身富贵人家,年少成名,二十岁名贯天下,前半辈子顺风顺水,没有一点坎坷。后半辈子却很是命途多舛,郁郁不得志。

    苏轼有豪气,有胸怀,有直率,甚至有比骄傲更多的自得自满、自以为是。之所以年轻的苏轼有这些性格,正是因为前半生太过顺利,没有一点坎坷磨练。

    这样的苏轼,在甘奇看来,并非不可。但是苏轼还缺了一样东西,那就是锋利。比任何人都骄傲没有问题,但也要有比任何人都锋利的棱角,才能让苏轼真正脱颖而出。因为这大宋朝,容得下文人的锋利。锋利如包拯,也未尝不可。

    恰巧,苏轼在那些性格之余,还有一种文人的多愁善感与优柔寡断。既骄傲,又柔软,这就是悲剧的原因。反倒是苏辙,没有那些苏轼的骄傲与自以为是,熬着岁月,一步一步,还走进了权力中心,短暂拜过相位。

    在大宋为人臣子,要么柔软到老奸巨猾,要么锋利得百折不挠。这大宋朝,唯有这两种人能脱颖而出,在大宋朝当官,没有至刚易折这句话。苏轼学不来老奸巨猾,那就只能锋芒毕露,指着皇帝鼻子骂。

    甘奇忽然站起,倒酒一杯,起身与苏轼一饮,说道:“子瞻,记住你今日这句话,当做那朝堂剑客。”

    甘奇把这句话说完,却又想了想自己,想着自己又该是哪条路呢?

    是老奸巨猾?还是锋芒毕露?

    有没有一条路叫作既老奸巨猾,又锋芒毕露?